揭开战国晚期三孔布币的神秘面纱

战国时期三孔布币可谓泉界公认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有专家说，没有一枚三孔布的收藏者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收藏家，但笔者虽然有幸收藏到了绝大多数人不曾有的这五枚三孔布，却长时间对泉界对其归属及其铭文注释的结论骨鲠在喉，因缺乏可靠的考证材料支撑，最多也只能算一个仓库保管员。于是下决心钻故纸堆，以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考究其原委，终于揭开了三孔布币的神秘面纱。还望专家、学者有教于我。

 
一、三孔布为赵国铸并非秦和中山国 
三孔布的归属国问题目前有三种争论：一种是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59—63页认为是秦国初期铸，另一种是张弛《三孔布考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74—83页）认为是战国中期中山国铸，第三种是多数泉家认为赵国晚期铸，但有的泉家在认可赵国铸的同时，还加上了一个“或为…”的悬念，说明他们并未作深入的考证，是因为手中没有实物的缘故吧。 

持三孔布为秦铸者，大凡将其背面铭文“两”误释为“一两”（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第73页虽认为是赵国铸，却均注为“一两”），并与秦国的圜钱“两甾”、“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二十四珠”（见图）简单地联系起来，认为是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秦国的“初行钱”，又有认为是秦灭赵国后冠以赵国地名的铸币。而实际上秦国自始到统一都铸行圆形钱币，从未铸行过布币之类的钱，且秦国币文从不铸地名，至今也未曾见有其布形币出土。倒是距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之后的秦武王二年，1980年发掘的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中与记有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左丞相甘茂更修条律等事”木牍同时出土的 7枚半两钱（蒋若是《秦汉半两钱系年举例》，1989年《中国钱币 》第一期），便可证明。再则，秦初铸的“重一两十二珠”圜钱与小三孔布上的“十二朱”，二者的书风也完全不同，秦圜钱从王旁“珠”，小三孔布为省“朱”，且秦国在兼并赵国后，也不可能一味地只铸赵国的地名。同样，持三孔布为中山国铸赵国地名者，如中山国铸赵国地名，那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略，当时弱小的中山国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吗？事实上，中山国为赵惠文王三年所灭。因此，从三孔布上的铭文属地、币文书体与赵国器物特征相同，以及经泉界确认的赵国后期所铸圆足布吻合（圆足布与三孔布只是有无三圆孔的区别）看，三孔布应为从无孔圆足布过渡而来的试铸币，因秦灭赵国时期旋即停铸，时间短暂，难得一见，十分珍贵。 

二、五枚三孔布铭文的勘误 
令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笔者收藏的这五枚三孔布铭文注释，应予勘误，以飨众泉友。 

1、“下  阳”应为“下曲阳”（图1） 
释“曲”为“  ”者，经多方搜索查找，没有“  ”这个字，但钱谱以及著录中却出现了这个字，从“  ”字形比与其并列的字宽大不协调看均为拼凑的字，是依三孔布“下曲阳”的字形画出来的，没有参考价值。经笔者查《金文速查手册》（樊中岳编，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年出版，下同）第178页爵、鼎器铭金文“曲”（见上右图），与其布上的“曲”相似，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之前的文字特征，虽各国文字写法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可寻。所以，该布币应释为“下曲阳”。下曲阳为战国赵国古邑名，在今河北曲阳西沙河之东，因太行山曲之南得名，赵武灵王进攻中山国，曾集兵于此。后秦置曲阳县，汉为上曲阳。 

2、“   ”应为“牟”（图2） 
此枚三孔布面铭文，今有的钱谱释“牟”之下部作“木”，即“ ”，经查《辞海》、《辞源》均无此字，也是依葫芦画瓢。“牟”的金文书，《金文速查手册》第69页 卣、杂器铭文之“牛”书作似小篆书“ ”（战国末的字体逐渐和小篆接近），与此布钱上“牛”的下一横书向下弯曲不同，应同释为“牛”，铭文作“牟”，即“中牟”。《辞源》第45页注：“中牟，地名，春秋晋地，战国属赵。”《辞海》第1407页注：“古邑名。……战国赵献侯元年（公元前423年）自耿（今山西河津南）迁都中牟。”《史记•正义》：“相州汤阴县有牟山，中牟当其侧”，即赵国境内今河南鹤壁市西。 

3、“妬邑”应为“妫邑”（图3） 
今有的钱谱释此布为“妬邑”，经查《金文速查手册》第135页鼎器铭文，应为“妫”，鼎器上的“妫”，或左或右边都有一个形似篆书“中”字。“妬”是“妒”的异体字，妒字作地名，无解。妫，即妫汭，古水名，一作“沩汭”，有作一水，将“汭”作“内”解，谓沩水隈曲之处，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战国魏国蒲时的反邑，后属赵国。沩汭源出相传舜帝耕耘所在地历山，西流入河。《水经注》：“舜为匹夫，帝女下嫁历山，沩汭二水出焉。南曰沩水，北曰汭水，按此水同归异源，实为一水，不可强分”。

 
4、“上专、下专”应为“上博、下博”（图4） 

今钱谱释为“专”，即繁写为“専”，此“专”（専）作地名无解。从网上搜索到的资料云，“専”是“薄”的省文，民国之前的史书皆印“専”，为水名。1951年以后中华书局所印前后汉书，頋颉刚《注》改“専”为“博”，因“博”与“薄”同音，即作“上博、下博”解。《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均称博水，即山西东部漳水的支流。上博、下博，皆在博水沿岸，为战国赵地。下博地势重要，为兵家比争之地。《通鉴》卷三九有：“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刘秀统军北徇，……又进下曲阳，更进下博南，……引兵趋枣强，明日，会于下博桥。” 

三、钱背文并非译为“一两”而是“两”字 

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甲本）第73—80页载三孔布拓图旁均将其背文译为“一两”，进而又注：“三孔布背文以‘朱’、‘两’纪重，首开‘铢’、‘两’纪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实，三孔布背文应译为“两”字，并非“一两”，从金文鼎、簋、壶铭文上的两字，其上部都有“一”横书，没有一例为省去一横作“ ”的写法。国家文物局系列教材、唐石父铸《中国古钱币》第23页也有专门释注：“三孔布大品，背文‘两’当释‘两’，或释‘一两’非。”由此误释“一两”，导致不少人错将“一两”的定义拿来作三孔布为纪重钱来考证。 

其实，三孔布的“两”字并非重量单位，而是表示数目的单位，是比寽、釿较晚出现的货币单位。因为从布币到圜钱的实测重量来看，所有的铸币本身都表现出不断减重的趋势。正如孔祥贤《方孔圆钱的由来及秦半两轻重不一的原因》（《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选》，1985年10月编印，第77页）所云：“‘半两’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单位，即钱‘一枚’”，至于“两”的本意，半两即半双即一枚，还是由重量单位变为货币单位，已逐渐失去了重量的意义，这符合我国古代货币由实物到纪重、由纪重到纪数再到纪值的发展规律。战国时期秦铸“一珠重一两十二（四）”（图5），从其钱重大小不等的情况表明，该钱的实际重量与钱文的十二或十四没有对应关系，即“十二”或“十四”与纪重无关。该钱文中的“珠”也并非后来的“铢”或简写“朱”，即如此钱读作“重一两十二（四）珠”，珠即指计数“十二（四）”的货币单位，因为“珠”字的含义指“小的球形的东西”或“珠宝”（辞海注释），并非表示重量。同样，同时期的三孔布上的两字作为一种货币单位，即为数量词，只是表示事物的多少计数，是数词和量词的连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三孔布上部圆孔顶端的数目字的由来，即表示其背面数目与中间“两”字纪数的连用，如“十七两”。还如与三孔布同时期的刀币和部分圆钱上的“化”字（见图），如圆钱“一化”、“镒四化”、“ 镒六化”（见图），这里的“化”即指一枚或四枚、六枚货币。化，只是货币名称，与币值和重量无关。三孔布上的货币单位开始由称量单位向计数单位过渡，称量单位也由寽、镒、釿等多元体制向归于统一的斤、两、铢体系过渡，反映了我国古代货币演变的融合趋势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书目：汤可可《中国钱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