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刘磊
边业银行大楼旧址
曾于1935年至1937年任边业银行总经理的韦锡九先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中撰写了《东北边业银行始末记》一文，对1924年奉系张氏接掌边业银行后的经营情况所述甚详，并明确指出边业银行的停业时间为1937年。自此以后，有志于斯的学者在涉及边业银行的问题上，基本都是引用韦氏观点，如胡学源先生发表在《中国钱币》2005年第二期的《奉系政治舞台的支柱——边业银行及其钞票》，河北师范大学戴建兵先生指导、韩光撰写的《略论边业银行（1919年——1937年）》等文章，皆以1937年作为边业银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点。然而，笔者近期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查阅边业银行史料时，意外地发现这家金融机构的历史，似应再向后延续近十年的时间——从1944年到1946年，以莫德惠、万福麟、刘哲等原边业银行股东为首，在复业申请、执照存废、验资核准等问题上，一再与蒋、宋、孔、陈等政治人物屡有纠葛，最终在各方参与的权利游戏中不了了之。现不揣冒昧将这段历史略述一二，以为后来的研究学者铺路奠基。
缘起重庆
少帅张学良
1937年初，刚刚被特赦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严加管束”下，软禁于浙江奉化雪窦山。期间，张学良通过前来看望他的莫德惠、刘尚清、王树翰、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政高层人物，致信留守上海边业银行总行的几位经理，同意了他们的停业请求。1937年4月，边业银行——这间诞生于皖系、幼养于直系、壮大于奉系，阅尽风云变换，屡经世道浮沉的民国著名金融机构宣布停业，其充满传奇的历史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1943秋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特别是当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后，日寇在中国战场被迫收缩防线，日薄西山，败局已定。此时，身在陪都重庆的几位东北老哥们儿——原东三省铁路公司理事长兼督办、时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的莫德惠，原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万福麟，原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议、时任国民政府参议院议员兼驻会办事处委员的刘哲等人，开始张罗着要恢复边业银行的营业了。当然，莫德惠等人申请边业银行复业时的身份并非现职官员，而是原边业银行股东！
莫德惠
1944年3月3日，在向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声请复业的函件中，莫、万、刘等人提到了“福麟等又在天津重集资本创设平津两行”的往事，直接表明了各自的股东身份。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位于沈阳的边业银行总行，并于次年将沦陷区内的原边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统统纳入伪满中央银行管辖，东北边业银行退出历史舞台。此时，东北边业银行的最大股东张作霖和另一位股东吴俊升都已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而与吴俊升同样投入股金十万大洋的阚潮洗也转投日寇，成为了可耻的汉奸。所以，原东北边业银行四位股东里，只剩下暂居北平（今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而他当时除了下令将天津边业银行升格为总行之外，便因军务繁多而无暇顾及了。1934年1月8日，下野后赴欧洲考察的张学良自上海返回国内，两个月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司令，驻扎在武汉行辕。再次“出山”的张学良被告知，天津边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于是张学良作出了对边业银行进行改组募股的决定，具体措施是以他本人为号召，邀集关内东北籍军政要人，发行股票募集股本，并对该行的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调整。1935年4月16日，天津边业银行致函天津总商会，对行内发生的诸般变化进行了通报，其中有“兹经董事会函聘韦锡九为总经理，又以富连祯为经理，均经分别就职视事”一句，清楚地表明经张学良批准募股成立的董事会已经开始行使权力了，而这次在重庆闹着要复业的几个人，正是当时边业银行董事会里持有股份的董事成员。
“贵人”相助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几位东北老哥们的复原请求，很快就被否决了。针对莫德惠等人要求“准予复业并准在重庆设立总行”一事，财政部钱币司于1944年3月25日给予了这样的答复——首先，以“该边业银行，前移设天津”，并“于二十四年（1935年）间呈经本部核准注册，发给银行营业执照”的叙述，承认了张学良当年对边业银行的募股重组，也间接地认可了莫德惠等人作为边业银行股东的身份；其次，话锋一转，认为此次莫德惠等人所谓的复业，其实是“重集资本，无异新设”，故“部定沦陷区银行内移办法，亦属无法援用”，故“原呈请在重庆设立，碍难准行”；最后，来了个太极推手，以“惟该行与东北渊源颇深，为将来便利开发东北起见”作借口，决定“对于该行前已取得之合法资格，似可准其继续存在”，既给莫德惠等人保住面子、找了台阶，也给财政部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接着以“俟东北四省（按：即今辽、吉、黑三省和当时的热河省）收复时，再行依法呈请前往复业”收尾，真是神来之笔！
可是，这几个东北老哥们儿不想等，因为他们觉得上面有人。1944年4月14日的“渝钱戊字”档案表明，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边业银行股东，其批示中称“该行既成立有案，现虽停业，惟为筹备将来复业起见，设立复业筹备处或通讯处，如不营业尚无不可”，等于给莫德惠等人的复业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边业银行旧址内部
同年4月19日，长期掌控国民党组织系统的陈果夫致函财政部钱币司，称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同窗密友、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元夫致函相告，“拟将东北边业银行重新集资复业”，且“已由原董监万寿山（按：即万福麟）等函请财政部准予许可”，故“嘱为遇便从中赞助”。一张便条，重似千钧！虽然此时的陈果夫已因久患肺痨而怠于视事，但其与蒋介石关系素来密切，且其胞弟陈立夫仍在国民党中央掌握大权，他的介入更加使得边业银行的股东们感到底气十足。
1944年6月1日，莫德惠等人推举原奉天财政厅厅长、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张振鹭，在重庆五四路五十号成立了边业银行复业筹备处，旋即召开了边业银行股东会议。本次股东会议与会者十余人，皆为前东北军政高层人物，他们选出了边业银行董事会成员，其中常务董事五人，即莫德惠、刘哲、张振鹭、张元夫、万福麟等要求复业的核心成员。
股东会议还选举产生了边业银行监事会成员三名，其中宁恩承的当选颇为惹人注目。作为与张学良同龄的东北少壮派代表人物，宁恩承曾担任东北边业银行总稽核，而且还在少帅的资助下远赴英伦学习金融、银行管理知识，是张氏着意培养、全力打造的本土金融家。因此，宁恩承以监事的身份进入边业银行复业筹备处的核心层，也是莫德惠等老派人物有意安排，毕竟在复业一事上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金融技术问题，没有个把儿明白人是办不成事的。
权力游戏
边业银行天津地名票样一组
当然，有了明白人也未必能办成事儿，因为明白人往往做不了主。
纵观边业银行重庆股东会议通过的诸多文件，除《边业银行章程》之外，如《边业银行改选董监名单》、《边业银行董监事名单》、《边业银行股东籍贯清册》、《边业银行股东出资清册》等重要文件中都赫然存在着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名字——张毅菴。张毅菴即张学良，在上述文件中不写本名而用其号，还故意将本来的“毅庵”错写成“毅菴”，显然是企图掩人耳目。
可惜，戏没做足。莫德惠等人明知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触怒蒋介石，虽然得到名义上的特赦但其实已是蒋政权的终身囚犯，而莫氏本人更是作为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多次赴幽禁地探访少帅本人，对其处境心知肚明，但还是出于利益的需要将“这杆大旗”扯了起来。在《边业银行股东会议纪录》、《边业银行改选董监名单》和《边业银行董监事名单》中，张毅菴这个名字都被精心地排在所有人的后面，但在《边业银行股东籍贯清册》和《边业银行股东出资清册》中，张毅菴却排在了第一位！莫德惠、万福麟等奉系旧臣不忘少主之情固然可昭天日，但如此一来也就将边业银行复业的希望和张学良这个“戴罪之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这几位积攒了不少政坛人脉关系的东北老哥们儿，在重庆的一间陋室中自娱自乐地鼓捣着边业银行的复业大计，国民政府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但一旦他们准备“来真的”，那么对手也就只能针锋相对了。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莫德惠等人就于当年10月5日以边业银行常务董事的名义致函财政部，称“现在天津已经收复，拟请准予先行在天津复业，俟东北复员之后，再行恢复原设各行处”。次年4月13日，时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稽核的边业银行监事宁恩承以私人身份致信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提到“关于边业银行事，日前据张元夫先生声称院座方面已准恢复营业”，相当于直白地暗示对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都答应复业了，你们就抓紧办吧！可是，曾担任过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的宁恩承疏忽了一个细节——他用以压制财政部的“院座大人”姓甚名谁。
1944年12月4日，宋子文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45年5月31日才从原行政院院长蒋介石手中接过权杖，正式履职行政院院长，也就是说宁恩承写信时提及的“院座”既可能是蒋也可能是宋。戴司长当然不会亲自去核实，但他很快意识到关于边业银行复业一事，蒋家、宋家、哈哈孔、CC系都已卷入其中，远非财政部钱币司能拍板定案的。于是，戴铭礼选择了将所有关于边业银行复业的材料报送上级。
虽然财政部那边还是没有批复的消息，但边业银行的股东们可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了。1946年6月，边业银行复业筹备处致函财政部，“本行前遵令向天津中央银行办理验资手续，已经该行依法验明无误并领有验资证明书一纸，应请大部即日发给（营业执照），以便早日正式营业为感”，7月24日的另一函件中称“本行筹备在津复业，为办事便利起见，已将重庆本行筹备处移至天津重庆道贰佰伍拾号办公，嗣后如有任何文件，即希迳寄上面地址”，真是紧锣密鼓，就差开张大吉了。
不了了之
时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与妹夫蒋介石有隙、与姐夫孔祥熙有仇的宋子文，决定攻击边业银行股东在复业问题上的软肋，给暗中支持此事的亲戚们点颜色看看。1946年10月3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向天津市社会局下达训令，其事由为“边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未依法声请设立登记，仰即妥速查明，饬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没等天津方面办妥回复，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于10月5日向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做出了批示，“据报，边业银行现有人申请复业，查该行已于民国廿六年报部清理帐目”，说明宋院长已查知张学良于1937年同意边业银行停业之事，“各股东股款均已发还，惟保留股份及负责主持办理之人并未申请复业”——可谓一剑封喉，明确指出莫德惠等人虽为股东但实无股本，本次重新募股的性质也就不是所谓的“复业”而是另起炉灶的“创业”，而唯一那个“保留股份”又是“负责主持办理之人”，当时还被幽禁在贵州遵义桐梓县的小西湖，当然“并未申请复业”了，所以你们这老哥几个儿还是趁早洗洗睡吧。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宋子文指出“其中情形颇为复杂”，故指令俞鸿钧“如已批准给照，应电饬暂缓复业，以免纠纷为要”。
完了，白忙活了！领导意图既然这么明确，下面的调查结果也就很快水落石出了。1946年10月10日，新任经济部部长王云五电令天津市社会局，“兹查有在天津营业之边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未依法声请设立登记，殊有未合”，故“仰该局妥速查明，并酌之期限，饬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如逾期延不遵行，即由该局移送法院，依照公司法处罚，仍勒限登记”。天津市社会局不敢怠慢，立即通过天津银行公会对边业银行的营业情况进行了调查。据银行公会指称，“该银行早已停业，大约在事变前（按：此处指称的事变应为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正是当局希望获得的结果，于是天津市社会局顺水推舟，在文件的最后批示道“既已查明该行已早歇业，则令文似可不必再请登记”。
至此，边业银行复业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这边厢还在吵吵闹闹要复业，那边厢国共内战的炮火早已打响，边业银行的股东们很快就无暇再去争取复业了，因为命运女神将引领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或喜或悲，或生或死，而对于差一点儿就起死回生的边业银行，则注定会成为以后很多年里东北遗老的沧桑记忆和街头巷尾的饭后谈资，最终湮没于历史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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