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一、引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同年2月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业，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开业，10月1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总行和各地分行均使用原大清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成立伊始，为应急需，将大清银行印制（美国钞票公司承制）好的尚未签字发行的李鸿章像兑换券1元、5元、1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河南、东三省、直隶、山东等地名，加上图章和签字，采用十足准备金，加以发行。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发行纸币的序幕。

从1912年10月至1939年8月（始实行总处集中发行）历时近27年间，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总共发行29种（未计不同年份发行、图章、签字和暗记券，详见附表），发行数额29493.05万元。

二、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

（一）推行天津地名券发行阶段（民国元年至五年）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业前数日，北京、上海、天津各大报纸都登载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定期营业广告。在总行的统一部署下，李鸿章像5元、10元两种加印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当即面世（原1元券不加地名，各地通用。1913年初南方上海等地银厘行市高于北方北京、天津等地，商民纷纷将1元券由京津两地搬运至南方上海等地取现，藉以牟利。为稳定行市，才决定1元券也加印地名）。数日后，总行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黄帝像1元、5元、1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也很快投入市场。以李鸿章像1元、5元、1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为例，正面图案原“大清银行兑换券”和清帝年号处用黑色遮盖，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和“中华民国元年”字样，中间两侧加印天津，底部两侧分别加盖中国银行和天津分行行长图章。背面图案原英文“大清银行兑换券”处用黑色遮盖，加印英文“中国银行”，底部两侧分别加印天津分行行长英文签字。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建行初期时，天津外商银行林立，外钞银洋充斥市场；许多商家还习惯使用种类繁多、市价不一的银两、银元；普通百姓则更多使用铜元、铜钱之类硬币。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推行工作和各地一样，遇到一定的困难。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采取了多种形式推进兑换券发行工作。

一是刊登广告，宣传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职能及办理一般银行业务，提高社会对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发行兑换券的信任。

二是增设汇兑所，扩大在直隶省兑换券发行。1914年7月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接管直隶省金库后，7月28日保定分号开业，而后又相继成立了邢台、滦州、唐山、沧州、祁县、濮阳、磁州七个汇兑所。汇兑业务包括汇兑生金银、大洋、小洋、铜元、制钱之买卖，兑换券之发行、兑换，以及全办银行存款、放款、买卖期票各项业务。

三是代办白银改铸银元业务，为兑换券发行和兑换扫清障碍。北洋造币总厂设在天津。为便利兑换券发行和兑换，中国银行总行非常重视白银改铸银元业务。1915年2月20日财政部为整理币制，开铸1元新币。总行提出中国银行既为国家银行，自应竭力辅助推行新币，收回旧币取消银两，统一币制。仅1916年北洋造币总厂就担负铸新币1.1亿元的任务。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全部承担起了这项代办白银改铸银元业务。此外，财政部从美国进口银条约250万盎司，由美国花旗银行垫款，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负责与天津花旗银行结算，然后再与财政部结算。

四是抓住治河工程需款之机，推行兑换券发行。1914年11月间濮阳黄河决口，治河工程需款万急。直隶省财政厅商请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拟以直隶官有滦州矿物局公司股票15.4万股抵押借款100万，5年内还清。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认为这是推行兑换券发行的一个时机，立即同意。治河工程开工前设立了濮阳汇兑所，做好经理河工款项各项准备工作。工程开工后，100万的河工款项及时到位，服务周到。濮阳汇兑所直到1915年7月河工告峻撤消。

五是推行兑换券优待办法。1914年8月2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提出，持天津或直隶省兑换券到各号所汇款至京津两处者全不收汇费。

六是创设领用暗记制度，促进兑换券扩大发行。民国成立之初，政府原有统一货币发行之意，迟至1915年公布《取缔纸币条例》，规定凡以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由财政部规定期限陆续收回；未发行的，概禁止新发；其所需兑换券，可向中国银行领用。财政部还要求中国银行拟订《领用兑换券办法》，以便无发行权的银钱行号向中国银行领取兑换券。据此，上海分行于当年创设了领用暗记制度（加一暗记，据此识别由哪家分行领用或回笼），天津分行等立即效仿，使中国银行纸币领用和回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由于此项制度要求缴六成现金准备和四成公债或期票，对领券银行因所缴准备金中有一部分可收取利息，纸币发行后长期在外流通，流通时间越长获利越多；对中国银行则在收受现金和其他准备的条件下，推广发行可以扩大兑换券的流通范围。

（二）突出天津地名券发行地位阶段（民国六至十九年上半年）

1917年《中国银行则例》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中国银行仍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从1917年到1920年上半年，随着天津在我国北方地区经济金融地位的加强和天津分行在中国银行系统作用的加大，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突出了天津地名券发行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专门印制发行天津地名券。1914年总管理处委托伦敦华德路公司专门印制了银辅币天津地名券和上海地名券1角、2角、5角三种，银辅币天津地名券当年5月1日发行（银辅币上海地名券7月1日发行），这可能是中国银行系统最早专门印制发行的地名券。1917年总管理处委托美国钞票公司专门印制天津地名券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前三种当年发行，后两种次年发行。这套天津地名券在我国纸币收藏中具有较高的价值，主要原因是专门印制有大面值在内的成套的某一省市地名券在民国纸币发行中较为少见，加之现存世不多。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纸币发行中只有上海和天津发行过这样有大面值在内的成套的地名券。

2．天津地名券种类增加。除上述五种成套的天津地名券外，1918年总管理处还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了包括天津地名券在内的十几个省市的面额分别为1元、5元、10元的地名券。从这套地名券开始，不再印有“中国银行兑换券”字样，改为“中国银行”。在发行过程中，由于天津货币需求量较大，北京和张家口的部分地名券投入到天津市场，于是出现了“京改津”、“口改津”的天津地名券。天津地名券种类的增加表明，当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现金准备充足，信誉度非常高。

3．确立天津分行为发行区域行。1920年8月总管理处改变地名券发行办法，建立起分区发行制度，发行准备集中于上海、天津、汉口三个分行，指定三个分行为发行区域行。1922年又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除上海、天津、汉口三个分行外，加入香港为发行区域行。每区发行的钞券都印有发行区域行，以明确兑换责任。按当时划分，京、奉、东、鲁、口、晋分行发行归天津分行集中管理，天津地名券在所辖地区是通用券，所辖地区的地名券也可在天津流通，这些地名券集中在天津分行兑换。

4．北京分行领用天津地名券。1917年开始，北京地名券出现贬值和挤兑风潮，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北京分行处于北洋军阀中央政府所在地，长期大量垫付军政费用，过度发行所致。天津分行采取了多种方式协助北京分行摆脱困境。其中北京分行领用天津地名券在京发行收到直接效果。1918年3月26日总管理处要求天津分行提出50万天津地名券，由总管理处加印暗记发交北京分行领用，并明确暗记天津地名券作为天津分行发行，具有充足的准备金。数月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领用的交通银行天津地名券取消了暗记，中国银行暗记天津地名券亦停止发行，一律投放不带暗记的天津地名券。信誉度较高的天津地名券为稳定北京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总管理处初提出整理京钞，年底总管理处致各行称：“对整理

京钞善后办法建议三条：(1)京行宜缓发新钞；(2)宜停垫部款；(3)京行宜限制向各行借款。建议第一条所称京行宜缓发新钞一节，年来京行所用津券，社会极所欢迎”。

（三）天津地名券稳定发行阶段（民国十九年下半年至二十五年）

1928年11月初，政府另组中央银行后，中国银行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其总管理处移住上海。中国银行仍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从1928年下半年到1936年，天津分行根据总行关于以稳健发行为主，只维持必要的发行额，以保持中国银行钞券信誉的发行方针，发行了四种天津地名券，分别为1931年的5元天津地名券、1934年的1元和10元天津地名券、1935年的1元天津地名券。总管理处先后委托美国钞票公司、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英国华德路公司为天津、厦门、上海、山东四省市共印制12种地名券，天津地名券占到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天津地名券的发行有以下特点：

1．建立发行准备全部公开制度。1928年由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领券行庄、中国银行董事会及财政部代表12人组成“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准备检查委员会”，建立起发行准备全部公开制度，天津分行立即效仿。根据这一制度要求，天津分行发行的兑换券坚持备足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准备四成，每月检查一次，登报公布。现金准备以银元、生金银、庄票或外国货币存库充抵；保证准备则以有价证券、房地道契、进出口押汇票据、商业票据或抵押品充之。由于天津分行坚持执行这一制度，天津地名券的信誉大增。

2．在分区发行制度中地位稳固。1928年冬，中国银行对发行区域和区域行进行了调整，厦门分行取代香港分行为区域行；增加奉天分行为东北区域行，加原上海、天津、汉口分行，为五个发行区域行。上海、天津、汉口、厦门、奉天分行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发行区。1930年第三区撤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第五区消亡，发行区又成为三个。上海和天津分行发行区域行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化。在中国银行钞券稳定发行阶段，发行数量沪券和津券仍排位第一、第二。

3．币制改革使津券发行激增。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财政部规定，中央、中国及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同年12月中国农民银行也获准发行法币。币制改革致使中国银行纸币需求量大增，发行数量扶摇直上。天津分行1935年12月14日致总处函中谈及：自新币制实行以来，敝处发行总额激增2050余万元，此项资金大部均因市面需要。近查津券流通额共5290万元。由此可见，币制改革仅1个多月时间，津券发行已呈强劲增势。

三、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流通中的重要事件

（一）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被迫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后，立即遭到全国的反对，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并发动讨袁战争。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由于各地军事紧迫，军政费用浩繁，财政困难，库存空虚。北洋政府在对内对外举债无可能的情况下，只有靠中交两行借垫款项，发行钞票解决（历年北洋政府借款已达到4000万元）。当时中交两行共发行钞票7000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2000万元。各地商民因反袁而不相信中交两行，均有向各地中交两行兑现提现的举动。北洋政府为防止金融风潮，同时达到在中交两行不增加现金准备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发行钞票，使北洋政府度过财政难关的目的，终于采取了强盗措施。

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发布停兑令，天津绅商恐人心惶惑，秩序紊乱，提议由商会成立金融维持会照常兑现。由天津分行拿出现洋交由金融维持会部分兑现天津地名券。天津分行不再发行新的地名券（截止5月11日津行发行总数237万余元）。从5月20日开始，维持会先兑津直1元券，每天开兑4小时，每人以五元为限，先办5天。第6天起专兑5元券。再过5天专兑10元券。5月30日是开兑10元券第一天，10点钟开门时，兑现者已达万余人，几乎不能维持秩序。当天下午维持会自动宣布撤消（实际是国务院下令撤消）。

停兑持续了两个月，天津分行经过与北洋政府多次抗争，终于在7月12日恢复兑现。

（二）北伐以前的几次挤兑风潮

1.1918年挤兑风潮。1918年7月20日津埠忽有谣言：中国、交通两行所发行之暗记津券将停止兑换。一时市面喧传，津券无论有无暗记皆不流通。当天是星期六下午例应休息，而持券兑换者络绎不绝，只得延长办公，一律照付。并经与银行公会议定办法，星期日照常兑付。星期一天津分行委托津埠11家钱铺代兑津行券，并请警厅出布告禁止造谣。而后挤兑风潮平息。这次挤兑风潮使天津分行库存极为枯竭，被迫向麦加利银行等借洋30万元，以度难关。

2. 1919年挤兑风潮。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北京、上海、天津先后出现抵制日货罢市风潮，各地金融益形恐慌。6月上旬，北京开始的挤兑津券风潮蔓延到天津。天津分行一方面向北京分行运送现洋20万元，另一方面请总处派员来津解决库款空虚问题，并且采取了对大宗用款暂行从缓的措施。

3. 1920年挤兑风潮。1920年6月8日津埠又出谣言：中国、交通两行将停止兑换所发行津券。天津分行一时兑券者顿形拥挤，当天兑出38万元。次日又兑出26万元。天津挤兑风潮很快波及北京，形成京城挤兑津券风潮。天津分行委托津埠10家银号代兑津行券的同时，还委托北京部分外商银行代兑津行券。平息这次挤兑风潮后，总处决定建立分区发行制度。

4. 1921年挤兑风潮。1921年11月16日北京出现挤兑津券风潮。次日津埠中国、交通两行也同时发生挤兑。当天中、交两行共兑出48万余元，往来存款付出50万余元，各外商银行存款提取无剩。天津交通银行率先限制兑换，天津中行随之。11月17日根据总处指示，暂时限制每人兑换10元。限制兑换延续了两周。

（三）伪制天津地名券案件

1．上海、天津租界分别发现伪制中国银行对方地名券。1927年上海租界发现有伪制天津地名券流通，天津租界同时发现有伪制上海地名券流通，上海、天津分行引起高度警觉，并均呈明当地警厅调查。1929年8月上海英捕房破获伪造津券机关，并将两张5元伪制天津地名券寄送天津。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日租界查获伪造沪券机关，查出沪券和江苏券共4000余元，并将伪制沪券5元、江苏券10元各一张寄送两地和总处。上海、天津两地伪造津券沪券机关同属一事。

2．天津、北京、保定等地发现伪制天津地名券。1929年9月7日天津分行致电总处：“日来该项5元伪券，发现益多。据天津日商正隆银行来称，有日本浪人持此项伪券，希图兑换。1931年1月8日北京分行来函，告之顺义县有人专门伪制包括天津地名券在内的各种钞票，派人到各处花用。同年石家庄支行来函，报告该市市面不时发现伪制5元天津地名券。1932年总处致函天津分行，查兑入伪制5元津券374张之多，足见此项伪券市面常有发现。1935年3月12日保定办事处来函，报告有一人持两张1元津券来行兑现。

3．处理伪制天津地名券的办法。一是根据总处指示，继续设法查究伪券来源，绝其根株。二是查明日本人多伪制中国银行钞票，通过外交部与日本官厅交涉，严肃究办。三是通过财政部训令天津银行公会，各家银行对伪券要一律拒绝兑现，并报部查究。四是天津分行告之辖内机构取当地政府支持，严密查究，悬挂伪券，宣传民众，以资辨认。

（四）天津地名券在东三省流通骤兴骤灭

1．天津地名券在东三省流通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民国初年天津地名券已开始在东三省流通。有资料记载，1920年9月中国、交通两行天津地名券在长春市流通额共仅为约1万元。自1929年9月中国银行京、津地名券在东三省流通额巨增，仅在辽宁省就达到约40万元，特别是天津地名券在流通的各钞券中较受欢迎。有记载，1932年1月东三省官银号发行中国、交通两行天津地名券96万元。同年4月边业银行又发行中国、交通两行天津地名券296万元。其券种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券和1角、2角、5角券。1930-1932年6月辽宁省东三省官银号、中国、交通三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兑换券月末流通额表显示，中国银行京、津地名券大多月份为100万元（当时在东三省流通的中国银行兑换券均为京、津地名券）。由此可见，天津地名券在东三省流通已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

2．天津地名券在东三省被通令禁用。1931年9月18日由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东三省金融进入混乱期。1932年1月底东三省官银号呈报奉天省政府，以中国、交通两行天津地名券贬值，紊乱金融，使收受人蒙受相当之损失为由，提出停止流通的建议。2月1日奉天省政府下令其财政厅：略“查中、交两行天津字纸币在本省既不能兑现，所有本省行政及征收各机关，并铁路局自应一律禁止收受，以杜流敝。除指令并分行外，合令该厅遵照，并转行所属各征收机关遵照此令”。不久吉林、黑龙江两省效仿。天津地名券于1932年6月30日退出在东三省流通。

（五）法币天津地名券发生奇缺

1938年8月10日日伪组织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幕，天津分行被伪行政部硬性拨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股款450万元。伪准行开幕后，金融市场动荡，人心恐慌，挤兑风潮迭起。8月20日统计，由于同业、公库和存户纷纷提取存款，一句之内付出津券700余万元，汇丰银行收回430万元，救济交行300余万元。此时除去同业及公库尚存130余万元外，仅存300余万元，而其中大半又是不受欢迎的1元券，可谓库存竭蹶，形势紧张。

在总处和联行库存同样紧张，同业拆借困难的情况下，解决法币天津地名券奇缺的惟一办法只能是将天津分行存放在英国麦加利银行的未签字的1元券242箱，计1210万元法币天津地名券，尽快加印签字后运送天津。英国麦加利银行根据总处指示照办。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伪政府规定运券不能进口。

为避开运券不能进口障碍，天津分行向总处提出，请在津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中法四家外商银行帮助（当时津行对四家外商银行分别有100万元、5万元、10万元、15万元的法币接济），由英、法兵舰运送的建议。总处同意请汇丰、麦加利两家银行帮助，并与英、法外交方面洽办，设法运券至沪。后来是采取的分运办法，将1000万元法币天津地名券运抵津行，问题得到解决。

（六）日伪对天津分行法币流通管制

1．规定法币贬值流通。1939年1月11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根据伪政府命令公布，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发行之货币，有天津、青岛或山东之字样者按票面六折之等国币（伪华兴银行钞券）数目价流通。

2．禁止法币在华北流通。1939年3月10日伪政府下令禁止法币在华北流通。国民政府财政部立即通电中、中、交、农四行，应严守立场，一律拒用伪钞，绝对勿与来往。由于中、中、交、农四行的抵制和国民对法币的信任，禁止法币在华北流通令下达后，法币天津地名券仍半公开在天津流通。

3．日伪军警查缴北平支行（属天津分行管辖）法币天津地名券。1939年3月12日北平支行派员来津报，11日日伪军警来行将库存所有法币查缴，其中法币天津地名券130229元，并将交由中法银行保管法币天津地名券50万元、法币上海地名券35.8万元保管证副本（正本在总处）查缴。

4．天津分行采取的防范措施。早在1938年11月1日天津分行将津行发行及准备金帐目移转津住港处，7日再将发行转移人该处。在日伪对天津分行法币流通管制期间，天津分行还采取了压低库存、迂回调拨资金，压缩业务，减少投放，拒收新存款、限制各项汇款，以及通过总处与伪政府协商周旋等防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保存了实力。

四、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历史地位

（一）在民国时期中国银行货币发行流通史中的地位

1．发行数额名列前茅。从1912-1942上半年中国银行发行纸币中，记录了集中和分区发行数额，沪、津、鲁三区暗记券流通数额的比较，请详见下列（表一）、（表二）。

 

（表一）   

集中和分区发行数额    单位：万元

1．集中发行券          547 122.52

2．沪券                 96 459.53

3．洼鲞                 29 493.05

4．鲁券                  8253.07

5．闽券                  3243.95

6．渝券                    240.23

                 共计   684812.35

 

（表二） 

沪、津、鲁三区暗记券流通数额 单位：万元

1．沪区                        2 963.68

2．津区                          257.20

3．鲁区                            4.00

 

2．流通范围遍及全国。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天津地名券的流通范围遍及到全国的主要省市，是中国银行地名券流通中主要钞票之一。其原因在于：一是民国时期天津作为我国北方经济金融中心，各地经济金融活动对天津地名券需求量很大。二是中国银行自发行地名券以后，一直实行各地分支机构收兑本行地名券，发行地名券行负有结算责任制度，为天津地名券广泛流通创造了条件。三是自1920年中国银行建立起分区发行制度以后，天津分行一直被指定为发行区域行。如1922年划分为四大发行区域，其中天津分行集中管理京、奉、东、鲁、口、晋分行发行。天津地名券在所辖地区的是通用券。四是天津分行信誉良好，积极为各地收兑行解除后顾之忧。如1929年天津地名券在辽宁省流通数额约1700万元，由于发生挤兑，辽宁分行代兑津券425万元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当时尽管天津分行也面临着困难，但经过自身努力和上海分行支持，为辽宁分行补足现洋，很快平息挤兑。

3．稳定全局举足轻重。前述1917年开始北京地名券发生贬值和挤兑风潮，1918年3月26日由总管理处加印暗记天津地名券50万元发交北京分行领用，为使北京分行摆脱困境和稳定北京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仅1927-1937年期间，天津分行就多次通过动用库存，减少天津地名券发行，支持总处协济各联行。如1928年4月鲁行发生挤兑风潮，库存吃紧，电至总处，请求津行帮助。根据总处指示，天津分行立即向鲁行运送了现洋10万元，并允在津往来帐汇用20万元，为平息挤兑风潮发挥重要作用。

（二）在民国时期天津金融发展史中的地位

1．协助政府整理币制。民国初期根据《中国银行则例》，中国银行有代表国家发行国币之责，并以国家银行之地位协助政府整理币制。为此，从1914年开始天津分行就在积极推行天津地名券的同时，代理政府收回大量墨西哥鹰洋及其他什色银币，改铸袁世凯像新币作为国币，在天津及附近地区发行。仅1916年天津分行与天津造币厂合作代财政部改铸新币1.1亿万元。天津地名券保证以1:1的比价兑换新币，使杂币逐渐绝迹于天津金融市场。

2．恢复兑现稳定市场。前述1916年5-7月间天津分行被迫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经过与北洋政府多次抗争恢复兑现。被迫执行停兑令期间，天津金融市场顿形停滞，货源断绝，商业停顿，物价上涨，社会动乱。在上海等南方分行始终抗令的激励下，天津分行一直为恢复兑现而努力。有资料记载：“津行开兑阻力甚巨，国务院三议，不同意开兑。省长并派专员严行制止，勒令停兑。由于津行极力坚持，才得如期开兑”。天津分行带头开兑当天，兑出津券38万余元，存入津券8万余元，一时市场如庆更生。而后交行等效仿，天津金融市场逐渐恢复稳定，商业呈现欣欣向荣。

3．执行法币政策，稳定币值和金融市场。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及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天津分行在执行法币政策中，除负责收兑各种银元，发行纸币外，并接受财政部委托收回中国通商、中国农民、农商三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由于天津分行发行的兑换券有公开准备金制度和充足的准备金支持，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信誉，为民众乐于接受，在天津推行法币政策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客观的讲，实行法币政策，我国基本实现了以纸币代替了银元，从而统一了货币，摆脱了白银市场的影响，稳定了币值和金融市场。

（三）在我国纸币收藏与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1．反映出民国时期政治、经济、金融的发展。仅从天津地名券的部分图案去研究，早期黄帝像、李鸿章像兑换券加印中国银行行名和天津地名的兑换券可以反映出大清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延续关系，以及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在百废待兴中的应急选择，留下了此时中国社会的写照。民国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发行（使用到民国三十年）的天津地名券图案中没有出现人物像，而以风景为主，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之动荡，政治、经济、金融处于调整时期。二十四年由总处集中发行的带有孙中山像的中国银行兑换券则反映出当时政权已经统一，经济、金融发展处于上升期。研究不同时期天津地名券的发行和流通情况更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天津乃至全国政治、经济、金融的发展状况。一部天津地名券的发行和流通史几乎完整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天津政治、经济、金融发展变化。

2．代表了民国时期纸币印制的最高水平。天津地名券作为中国银行兑换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印制在中国银行统一策划下，从图案设计、色调搭配、纸质选用、承印单位等各方面力求达到具有国际水准，突出民族特色，便于市场流通，防止非法仿制。鉴于受当时我国印刷技术的限制，中国银行兑换券绝大部分是委托美国和英国印钞公司承制（后期部分角、分辅币券和小面额的主币券由本国印制），而天津各种地名券完全由美国和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纸币收藏家们认为，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兑换券的印制水平完全可以与当时西方国家纸币相媲美，是与国际纸币接轨的先驱，特别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版面、图案和内容还奠定了我国近代纸币设计的基本方向。此外，天津地名券是我国最早印有地名、图章、签字、中英两种文字和暗记的纸币之一，对于研究当时的流通需要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3．部分天津地名券十分珍稀。目前我国纸币收藏界公认1934年总处委托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的1元人牛耕耘图天津地名券为珍品。该券印毕后，德纳罗印钞公司将25万张1元券分装五箱交由太古公司，于1935年2月上旬由沪装“通州”轮运津途中被海盗劫去，故全部作废。其余印毕未交之券，亦同时作废。该券没有进入流通。民国时期该券偶有所见。实际上，还有部分天津地名券也很难见到，如1912年由美国钞票公司承制的大清银行尚未签字发行的李鸿章像兑换券l元、5元、1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与天津地名的兑换券已存世不多。又如，1918年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新版中国银行兑换券，“京改津”、“口改津”天津地名券为天津市场临时需求的结果，发行数额不是很大，现市场已少见。再如，1914年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专门印制的银辅币天津地名券1角、2角、5角三种，当时共发行50万元（1角、2角各20万元，5角10万元），因年代久远，回收销毁彻底等原因，现已很难见到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