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潘连贵
民间发行代价币由来已久,绝大多是小额币,纸质的亦称“代价券”。辅币流通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零星交易必须要有辅币参与才能正常进行。一旦市面辅币缺乏或出于特殊需要,代价币往往就会应运而生。
1939年,上海租界辅币严重短缺,商界不得不以面值小的邮票或印花税票代替辅币找零使用,邮政局的一分、二分和五分邮票顿时成了抢手货,成为一种市上通用筹码。相比之下,印花流通范围狭小,数量不大。据估计,市面流通的邮票约40万元,“小贩、车夫手中无不有之”。然而邮票与印花只是小小一方薄纸,极易污损,这样其代价就可能失去,因此流通中经过洗刷的邮票甚多,称为“洗刷邮票”。有人也将邮票、印花贴在代价券上,蒙上透明纸封予以保护。但辗转经手的邮票、印花绝大多数污秽不堪,购物时经常被拒用,引起争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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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邮票等充作辅币找零仅是商界权宜之计,不是一种理想的流通工具。因为邮票与辅币券性质不同,不能兑换法币,如果贮存积压,影响平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积存邮票如何处置,在中央银行即将发行第一批分币券时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但上海邮政管理局复函市商会说,邮票权充辅币之用,邮局不加可否,如非污损过甚且非经过洗刷,用以缴付邮资尚可收受,而以现款收回则碍难照办。
对于各大公司、商号及公交系统营业来说,所需辅币数额颇大,邮票、印花根本不能解决找零问题,于是采取自行印制代价券的办法,代替辅币使用。例如,1939年6月18日法租界电车及公共汽车公司因拒收邮票、印花,营业发生困难,发行用卡纸制成的一分、二分两种代价券。同日,公共租界英商电车公司采取同样步骤,发行二分、三分代价券,印有红色阿拉伯数字“2”或“3”,其中文“二”或“三”为空心字,券面下端轧有线眼,上端编印号码。各店肆商号、游乐场所乃至药房、茶室、理发厅、浴室等纷纷效尤,自印自作,面值、大小、式样、色彩、质量、图案各不相同,可谓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代价券。
金城大戏院代价券
相当多的代价券上写明发行原因和用途。新新公司二角兑换券写道:“近因市面辅币奇绌,特以此券为临时零找。除兑货外,积满五元,兑还现钞。”杭记聚顺兴一分代价券背面文字是:“近因铜币缺乏,为便利找零起见,特印此代价券以济困难。凡此券积满拾分,可向本馆掉换法币壹角,或交近商号均可通用。务须认明本馆图章为要。”有些代价券不能兑现,如南京理发公司、金城大戏院等代价券只可理发或看戏,“不得兑现”。有的商家不失时机地利用代价券作促销手段,印有商业广告。如一角商店的代价券上列有如下文字:“文具玩具、帽祙手帕、西装用品、毛巾牙刷、五金首饰、玻璃杯子、铜匙饭匙、罐头食品、化妆香品、中西药品、科学眼镜、拍照相部。”皇后美发厅的代价券则介绍自己的优势:“本厅装璜美丽堂皇,设备清洁卫生,招待特别周到,技师聘请上等,请来一试便知。”代价券既作辅币使用,又通过宣传扩大影响,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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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券的印制发行是非常混乱的。刘镇全在《最近之上海辅币问题》一文中曾写道,“或名之为代价券,或名之为代替券,或名之为流通券,或名之为兑货券,或名之为找换券等,而以代价券名之者为多数。诸商号公司发行代币券,各自为政,互不相谋,以致式样翻新,横者有之,竖者有之,方者圆者亦有之,大者念方寸,小者寸许。以言颜色,红黄蓝绿褐具备。以言纸之质料,或为卡片,或为道林,甚至有用旧画纸及日历页者。式样多形简陋,更有以旧铜元票改用者,或以本商店之赠品券或优待券充者。总之发行成本甚微,而所获之利益则甚厚……其发行数额,各商号均严守秘密,社会人士无有知之者。据报载发行额最多者,首推电车公司,达五万元之巨。”这些代价券多由各商家单独发行,也有团体或同一区域商号联合发行的,流通范围大小不一,全凭发行单位的信用而定。有人估计,仅1939年至1942年之间的三年中,上海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商店发行过数以万计的不同形式、不同面值的代价币。孤岛时期,代价币层出不穷,花样百出,异彩纷呈。从金融管理上来说,代价币的发行是非法的,扰乱了国家的币制。财政部想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辅币券的措施来收回各种代价币,但未见效果。原因是辅币券的发行没有切实解决辅币危机的问题,故代价币的流通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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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战时租界在日伪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代价币出于市场的实际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法币辅币奇缺的找零作用,为市面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维持功能。五光十色的代价币盛行是战时上海的奇特现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不复存在。伪政府禁止使用法币的同时,以“中央储备银行券”为“法定”通货。1942年6月22日,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训令上海特别市商会,发行贷价券的商店应立即限期收回,并将发行种类、数额与准备金及发行方法、收回办法等详细具报,嗣后再有发行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这样,风行一时的代价币被禁止流通。